52年毛主席接见恩师李漱清，因何李漱清坦言：见到您，我有点害怕

1952年毛主席与恩师会面，李漱清坦言，见到毛主席竟然害怕是因为什么原因？

1952年9月的一天傍晚，京张铁路的列车刚驶进清华园站，一位头戴旧呢帽的老人被工作人员轻轻扶下车，他就是78岁的李漱清。等他的汽车穿过新华门时，老人攥着信笺，目光却落在远处——那里，是他三十多年未谋面的学生如今的办公之地。

中南海的灯火尚未点亮，毛泽东已在勤政殿门口等候。见恩师下车，他快步迎上去，伸手扶住对方的胳膊：“李先生，一路辛苦。”老人微微躬身，低声应道：“见到您，我有点忐忑。”毛泽东笑着宽慰：“还是当年的书房气味，没什么可怕的。”一句玩笑，把两代人的距离拉回到湘潭旧学堂的年代。

时间回溯至19世纪末。湘潭城外的私塾依旧摇着拨浪鼓讲《三字经》，但李漱清已在破庙改建的简易教室里摆上了地球仪和黑板。洋文、算术、近代史一股脑儿地塞进了孩子们的课表，教县里父母直呼“邪门”。在那间透风的教室里，十四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摸到《盛世危言》，翻到日本明治维新的章节时眼睛一亮，像被火星点着。课后他跑去借书，一借就是一大捆，抱回家塞进稻草堆。李漱清知道他不易，“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先看，读通了再来讨论。”他拍拍少年的肩膀，说完便转身去给新桌椅打钉。

夜深了，老屋里透出微弱灯光。毛盛昌推门而入，抄起灯盏，怒声道：“半夜还读！明儿再不下田，就把书全烧！”十多里的山路外，李漱清接到消息，只带一句劝词：“孩子想读书，莫拦。”毛家父亲还是拗不过，只得允其日出务农，夜里自学。从此，韶山的油灯多了一个固定的亮点。

教育之外，李漱清对社会风气的忧虑更深。辛亥以后的湖南军阀混战、苛捐杂税，让他明白单凭课桌救不了百姓。1925年，毛泽东回乡组织农民协会，李漱清的大儿子李耿侯第一个报名，随后三弟李贡侯、孙子李根厚也都跟上脚步，三人后来倒在不同战场。乡亲们常说，这家人是拿着课本闯出来的“硬骨头”。“书里有路，路上有血，不怕么？”有人劝。李耿侯笑答：“怕字写在笔头上，老百姓就得继续跪着。”

抗战爆发后，次子李介侯在湘西办学，借讲台掩护地下交通站。日寇扫荡那年，他让学生藏匿通信器材，被误作共党要犯抓走，囚了一年多。获释时，他身体虚弱，校舍也被焚毁。1949年冬天，他踏上北上的小火车，车票是当年的学生化名寄来的，背面只写一行字：“北平有故人。”这一笔，直连中南海。

建国之初，中央接连出台安置旧知识分子的办法，李漱清收到公函，可到北京养病、参与文史资料整理。老人却放心不下家乡稻田，推辞两年后才动身。到京第二日，毛泽东专门抽空陪他散步北海，船到琼岛时，微风拂面，湖水拍桅。老人摸着栏杆，迟疑地说：“当年只教你认字，如今竟陪你议国事，厚待过了。”毛泽东摇头：“没有先生，哪来今日的路。”同行的秘书记下了这段对话。

几日观礼、参访后，李漱清提出返乡。毛泽东没有挽留，只让身边人备了川资，又叮嘱卫生部配药。离别时，他把当年恩师写给自己的条幅取下反还：“这八个字您留着，我已记在心里。”李漱清看着“硬就硬，莫激烈；软就软，莫投降”，沉默良久，把字卷起，小心揣进怀里。

1957年深秋，韶山山风带着桂子香。李漱清闭目前，嘱托家人把那幅字交回北京。文件袋到达中南海后，收发员没有封存，直接呈上。批示只一句：“珍之。照顾其家。”不久，李介侯被调到省文史馆，病情稳定，李家故居得以修缮。乡邻说，先生走得安稳，因为他最牵挂的学生已经替他兑现了承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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